如果社会治理结构是一座冰山，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制度，只是露出海面的那部分，道德伦理则是海面下那个更大的、更为基础的部分。

一去年一年，各种农产品(尤其是水果蔬菜)轮番涨价，菜贵伤民，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一种解释是流通环节有问题，主要是流通成本太高，包括流通中间环节太多，收税收费太贵，运输成本太高，最近的汽油涨价也是 导致运输成本太高的一个原因。

小农经营，风险小收入也少的是种植粮食作物。解决办法是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收税收费，降低运输成本。左右两边都认为，目前小农经营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种植蔬菜农户越多，供过于求就越严重，蔬菜价格跌得就越惨，最终，种菜农民血本无归，就将萝卜白菜西红柿堆在政府门口抗议，并得出政府号 召我们种什么，我们就一定不能种什么的金律。按居住地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 总数接近农村人口，但我们要特别注意，进城农民大多数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城市安居，他们仅仅是在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还得返回农村。

也就是说，进 城大部分农民并未真正在城市安居，而是要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人口为13.39亿，其中流动人口2.61亿，大部分为进城农民。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们，社会舆论等机制可以对他予以软性强制。

假如这个行业内的重要企业的伦理意识略有提高，即便监管制度不变，这个行业也可以变得好一点点。八十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各种观念、思潮，也为道德虚无主义之火添柴浇油：从一直潜伏在中国人观念深处的法家思想到时髦的经济学教条，从本土的厚黑学到舶来的成功学，从现代的物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肤浅的原子式自由主义。道德、制度与监管 毫无疑问，制度至关重要。伦理指与其他人发生关系的规范，它告诉人们在具体的情形中，应当如何行为。

在此基础上，法律等正式制度的治理才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中国的道德伦理体系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也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缓冲区。

有些人因为在现实中看到了一些伪善，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善。他们甚至乐观地相信，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人们就会自然地道德起来。总理如此频繁谈论道德问题，说明道德沦丧确实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说明总理对中国前景的焦虑。但是，温家宝这三次道德谈论，每一次都招徕一些人隐晦或者公开的嘲讽。

监管失灵当然要对安全事故频出承担责任。由此，商业世界的一种或者多种制度发生了变革，所有卷入这一过程的人的福利都因此而获得改善。这里需要略作概念辨析：人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包含道德和伦理两个层面。其实，即便不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道德觉醒本身也可以带来制度变革。

其次，一项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唯有透过道德觉醒，才有可能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短期计算，关注自身的长远利益，从而愿意进行变革，哪怕这样的变革对自己可得见的短期利益不利。这不是精神万能论，而是一种再平实不过的制度变迁模式。

这样的呼声本应引发全社会深思。这个呼吁表现了一位经历了人间沧桑的老人的睿智。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制度化的监管体系十分完整也无济于事。只有经过了道德觉醒，制度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启动，因为到那时，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才是好什么是坏，并对好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往。相反，对于优良的社会秩序之塑造和维系，道德才是至关重要的，比法律、制度更为重要。你们扩大这样的交易方式的适用范围，一种更为优良的商业交易模式逐渐形成、扩散，最终变成一种一般性商业交易模式。这个时代，所有领域都需要制度变革，但是，没有道德觉醒，任何制度变革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需要道德伦理重建 如果中国社会要变得好一点点，这是唯一一条具有可行性的通路。

但我想补充说：中国首先需要一场道德觉醒运动，需要一场伦理重建运动。伦理规范让人在无数具体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情境中知道应当怎样做，什么可做什么不做。

制度看不见也摸不着，制度不是外在于人的石头星星、桌子椅子，制度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写在纸面上的规章、条文。当时他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但是，观察这些制度应当变革的论说就可发现，这句话通常没有主语。因此，中国人如果还希望有大体正常的一个市场秩序，或者说，希望有一个大体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依靠道德伦理体系进行基础性社会治理。

人们由此相信，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道德这回事。这一点变化当然可喜可贺。我把这种看法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就是匈裔英国思想家迈克尔·波拉尼所分析过的现象：道德倒错。

当然，这种规范与内在的品德、尤其是道德意识直接相关。超出到哪儿？只能到人那儿，到人的道德那儿。

如果在这个问题心太黑，是要遭到老天爷、遭到神灵的报应的。首先，如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透过历史变迁研究所证明的，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一种制度中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人，惟有通过道德觉醒，才能解决搭便车问题，而形成推动变革的力量。

假如有人谈论道德，他一定是伪君子。他们相信，道德天然就是权力的工具，因而憎恶道德本身。

人们分别或者同时依据上述教条认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必须截然分开。更进一步，则可以通过法律等手段予以强制。制度总是需要由人来变革的。这就是温家宝向企业家们呼吁道德的原因。

一个社会，当有人谈论道德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放肆地哄笑，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人心已堕落到最败坏境地的最直接证明。因为权力或者掌握着权力的人曾经以道德的名义做了诸多不道德的事情，很多知识分子变得愤世嫉俗。

那么，不要说一个社会没有道德伦理机制，即便道德伦理机制不那么有效，社会治理也就必然严重失灵。因此，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变革制度。

人们把不道德当成最大的道德，比如，把残忍当成优雅，把公开展示丑恶当成道德。也只有经过了道德觉醒，制度变革的过程才有可能真正展开，因为那时，人们将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构造的铁笼。